邓小平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五个方法论原则

2013-07-23 字数: 5983 阅读: 2150

引言

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论述,集中在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学习邓小平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仅可以使我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受到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教育,而且可以提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道理。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一笔重要理论财富。深入发掘这一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问题的历史告诉我们,问题的每一次产生或提出都不是偶然的和抽象的,其性质也不是纯粹学理性的。它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既与无产阶级实践的实际状况相联系,更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相联系,并且总是针对着现实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定的倾向的。

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集中的系统的阐述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完成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全党政治上理论上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在政治上结束“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使各项工作迅速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其中在理论上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和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有关论述表现了他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之所以特别表现在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中,这要由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和意义,特别是就它的历史命运来说明。 总之,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在理论上彻底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方面存在的思想混乱,也从总体上使全党同志受到一次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教育。

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获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的方法、途径;二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样的认识,特别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怎样回答。这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决定着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则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可能获得什么样的认识。要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坚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服从于真理认识一般规律。

概括地说,邓小平是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关于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准确完整的整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现实发展中所遭到的经常被伪造、被割裂以及被以各形式庸俗化的命运,使它成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被反复强调的对象。

现实中有各种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马克思主义“多元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形式。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多样性或多态性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创立、阐释和实行的主体的多样性,即所谓有多少位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阐释者和实行者,就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同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就是夸大或者否定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某一组成部分的意义。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失败,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失效了”。马克思主义中有价值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哲学,而哲学也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只是所谓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把作为统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分割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据持这种观点的人讲,对马克思主义作上述划分的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转变”。他们说,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时代”,“今天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远非昔比。传统的东西终将和历史一起留在后面,新的篇章揭开了!”而哪些是所谓“传统的东西”呢?他们一般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作“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的人有时也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即所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内。由此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掩盖的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从逻辑上讲,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也是这样。作这种划分的人认为,“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足以解决现时代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特别是自列宁以来所形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当前时代行进的步伐不尽合拍,已经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试图通过调整、变革或更新它的个别篇章或个别部分,恐怕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转变主题”、“更新方法”,重新创立“理论体系的新形态”。而这种“新形态”就是所谓“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或“建设的哲学”。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任务混淆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在通常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中,“革命的”所表示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思想体系的性质,以区别于其他保守的、过时的、反动的意识形态。而作为“主题”的革命和建设,则是基于这一本质或性质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任务,而不是什么“两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可变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是不可变的。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的意义也不是独立于革命和批判之外的,而是寓于其中的。

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肢解是割裂、肢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具体的和典型的表现。这种割裂、肢解的典型性,在于其形式是最粗俗的、低劣的,割裂和肢解是最彻底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它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彻底弄颠倒了。它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也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学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和篡改。对此,邓小平曾经讲过:“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7]为了肃清这种影响,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及其以后的多种场合下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在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中,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8]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还批判了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行为,指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他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党的工作和我们的各项事业。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9]。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0]。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着重谈的思想理论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就这个问题他又特别强调的则是毛泽东思想进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质和按照准确的完整的整体性原则来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把握其“基本点”的根本性原则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是其基本的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对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认识所导致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就是坚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点的原则,亦即根本性原则。抓住了事物的基本点、根本点,就是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基本上懂得了该事物究竟是什么。邓小平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从而指出对待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态度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3]。他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14]

三、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从现在的情况和我国的实际出发的现实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所谓具体的和现实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对其实践所面对的世界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无产阶级根据这个认识进行的实践的性质的评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从书本上寻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也从不抽象地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总是具体地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

邓小平把这种具体性理解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规定性和“时间的”规定性。所谓“空间的”规定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一定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践相结合。所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15],“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6]。所谓“时间的”规定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相结合。他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7]。1989年5月16日, 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 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8]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基于一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这个原则和方法我们把它概括为现实性的原则和方法。

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和无产阶级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出发的目标原则 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此紧密地和明确地联系起来。邓小平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来说明这种联系和统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22]同样的思想邓小平曾经讲过多次。

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的角度来说明注重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意义是有科学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达到的最高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主要不在于它发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而在于科学地说明了这种社会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说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形态的现实条件。一方面是作为创造财富和实现革命的主体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在理论上从根本上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区别开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叫做共产主义。邓小平正是从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这个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必须坚持从其本来性质和历史经验出发的发展原则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邓小平把辩证的发展观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和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的结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与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般原则或方法,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关。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堆现成答案,一个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中不变的东西只是它的基本原理,它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的方面,则存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新的实践和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中。所以,问题始终是“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发展的呢?亦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根本说来,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23]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这一历史经验,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也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24]。

邓小平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论述都表明他始终是用发展的观点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例如,他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认识毛泽东思想,坚持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25],“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26]。他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解放思想的要求也应该被看作为认识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特殊的发展观点。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7]。“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28]。所以,从实质上说,邓小平关于“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9]的道理同样可以被用来说明他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

【参考文献】 [2][3][4][5][6][7][8][9][10][11][12][13][14][23][25][27][28][29]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159;191;291;297;190;39;42;43;143;126;114;118;179;300;143;14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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